罗马书 1 章 16-17 节，是贯穿整个教会历史、使无数人俯伏敬畏的经文；它同样构成张大卫（Olivet University 创办人）牧师事工的心脏地带。"我不以福音为耻......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短促而坚决的宣告里，凝缩着保罗的一生、宗教改革的火种，也凝缩着今日生活在韩国社会中的信徒所经历的内在拉扯与挣扎。张大卫牧师紧紧抓住这段经文，把那位站在庞大帝国中心、手持福音而不退的使徒保罗，带进我们当下的现实处境之中重新解读。他将罗马帝国大理石宫殿与斗兽场的喧嚣之声，与初代教会信徒在其中可能感受到的自卑、退缩与羞耻精密地叠合起来；并把这种心理状态，映照到今天的城市中心--在世人嘲讽与压力之下，仍想勉力守住信仰、却常常缩成一团的现代基督徒身上。
张大卫牧师反复提醒我们：对福音感到羞耻，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理论层面"的问题。正如哥林多教会一样，罗马教会在社会结构上多属底层，在教育程度上也多不显眼。保罗甚至称自己与同工为"万物的渣滓"。在罗马帝国的眼光里，他们不过是一个相信"失败之神"的寒酸团体而已。承认自己所敬拜的神曾被钉十字架而死，这样的告白，在罗马的士兵、哲学家、政治家看来，无疑是可笑的把柄。就在这一点上，张大卫牧师把保罗的宣告以极强的冲击力推到我们眼前--"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一句话像一声属灵警号，回荡在帝国阴影下缩小的教会群体之上，也回荡在当代巨大世俗文化与信息洪流中被淹没的我们心里，催促我们醒来。
想到这一幕，人自然会联想到卡拉瓦乔那些震撼人心的名画。在《圣马太蒙召》中，耶稣的光穿透黑暗，渗入税吏的房间；卡拉瓦乔用光与暗的剧烈对比，把恩典的主动性描绘得淋漓尽致。马太原本安坐在酒与钱交织的桌旁，在世俗秩序里怡然自得；然而那道光与他的意志无关，先一步来到，照亮他的脸。张大卫牧师在讲道中强调的福音大能，正是如此--它跨越身份与文化、知识与权势的边界，主动寻找最底层的人，使他们抬起眼来，继而拍案而起，离开旧座位。"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信息，就像画里那束落在狭窄房间中的光：安静，却决定性地改变现实。
在解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时，张大卫牧师不会把拣选与歧视混为一谈。"先"指的是救恩历史的次序，而不是指救恩的重量与深度有所不同。神的救赎计划从选民的围墙出发，却并不止步于此；它要流向希利尼人--也就是一切外邦人。张大卫牧师把"先......后......"的节奏读成宣教的命令：福音不被一个民族、一个阶层、一种语言所囚禁，它本身带着向着软弱者与被轻看的者流动的动势。哥林多前书 1 章所说神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这种方式，无论在罗马帝国，还是在今日崇拜资本与成功的社会里，都未曾改变。
在这里，联想到格吕内瓦尔德《伊森海姆祭坛画》中那幅十字架场景，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画里的耶稣身体扭曲、伤痕累累，仿佛患了传染病的肉身一般溃烂。祭坛画所安置的修道院医院里，躺着中世纪最痛苦的病患；他们望着那与自己病体相似的主的形象，得着难以言喻的安慰。张大卫牧师所说的福音大能--"救一切相信的神的大能"--正是这种能拥抱最低处、承接最惨烈痛苦者的能力。十字架上的基督，站在与罗马荣光相对的地方：站在体制丢弃之处、像渣滓被抛在外的地方，在那里显明神的义。
到了罗马书 1 章 17 节，保罗用一句话定义福音："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张大卫牧师把这里的"神的义"与律法式的义清楚地区分开来。在律法之下，义往往被定义为条件与审判的语言：守则蒙福，不守则受咒诅。律法能使人知罪，却无力斩断罪的锁链；所以当恩典缺席时，律法反倒可能成为压在灵魂上的"咒诅阴影"。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在咒诅之下"，理由正在于此。
但在福音里显明的神的义，是完全不同维度的义。它不是人靠守律法堆叠出的道德成就，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神单方面的拯救行动。张大卫牧师常以汉字"义（義）"为例阐释这真理：上为羊（羊），下为我（我）--仿佛羔羊覆盖在"我"之上。"我"字里手与戈（或矛戟）的结构，再叠加在其上的祭牲之羊，让人联想到那位替我担当罪、被刺透的神的羔羊。当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遮盖我时，神不再注视我的罪，而是注视羔羊的义。此时，"义"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论的宣告：神与我重新建立了正确的关系，我被带回到盟约与生命之中。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许多画家，正试图把这种奥秘绘在画布上。尤其是伦勃朗的《浪子回头》，几乎以视觉语言把张大卫牧师所说"神的义与恩典的本质"刻画到极致：衣衫褴褛、跪倒在地的儿子背上，父亲的双手叠放其上；儿子脚边散落着脱下的鞋，头发也剃得参差不齐--那是一种彻底失败的人生，是站在罪与羞耻尽头的存在。可画面里听不见法庭的冷酷，也听不见算盘的拨动声；那里只有儿子在父亲怀里急促的啜泣，以及那双抚摸他背、微微颤抖的手。这正是张大卫牧师通过罗马书讲解不断展开的"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神的义"：决定罪人命运的，不是法的天平，而是父亲的怀抱。
对于"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张大卫牧师把"信"解释为一种不断延续的旅程，而不是静止的状态：救恩的起点是信，通往成全的道路也是信。信心之所以能开始，是因为神先显出祂的信实--也就是"神是可信的"。若不是这信实先临到我们，我们永远无法凭自己制造出信心。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作赎价的爱先伸出手，我们的信不过是抓住那只手的回应而已。张大卫牧师也常引用以弗所书 2 章 8 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恩典是神那边已经完成的、客观的救恩事实；信心则像一只手，把这事实接进我的生命里。
若用艺术语言来表达这一点，人会想起弗拉·安杰利科的《受胎告知》：贫穷的加利利少女马利亚听见天使的信息，安静合手、微微低头。信心在这里不是英雄式的壮举，而是把自己倒空在神的话语面前，以"愿照你的话成就"来回应的单纯而深刻的接纳。张大卫牧师所强调的信，也是如此：不是拿自己的行为功劳做筹码的信，而是全然信赖那已成就的神的义、把自己交托给祂的内在姿态。这样开始的信，会传递给另一个人，再借那人的口与生命生出新的信--这就是"从信到信"之中福音传承的奥秘。
"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宣告最早出自哈巴谷先知--张大卫牧师也常提醒会众这一点。当时巴比伦帝国的入侵近在眼前；义人既无政治解方，也无军事优势，更无经济安全网。然而神仍应许："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灭亡的漩涡之中仍信靠神的人，在审判的历史里仍紧握盟约的人，必得存活。张大卫牧师把哈巴谷的信息重新嵌回罗马书的脉络之中，宣告一个超越帝国兴衰的事实：凡在福音里的人，早已被放置在永生的轨道上。
若再联想到米开朗基罗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创造亚当》，这信心的动力就更直观了：神的手臂充满力量地伸出，亚当的指尖却只是颤抖着、勉强向那触碰靠近。开启救恩的决定性动作，先从神的一方开始；但若亚当的指尖完全垂落不动，接触也就不会发生。信心不是伟大的功绩，而是在全能神的手伸来之时，我仍不放弃，伸出那颤抖的一根指尖去回应--就在那一瞬间，死亡与生命、绝望与盼望、律法的咒诅与恩典的自由之间的分界线被划开了。张大卫牧师所说的信，从来不是英雄主义的成就，而是"不放开那只手"的内在抉择。
因此，"不以福音为耻"的告白，并非只是在说情绪上的勇敢；它是一种存在的姿态，出自对福音确实是"救一切相信之人的神的大能"的确信。若福音就是神的义，那么借着信领受这义的义人，本质上已是活着的人。罗马帝国可以崩塌，现代文明可以震荡，市场与意识形态的帝国也可以解体；但"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应许不会改变。张大卫牧师把自己的讲道与事工建立在这应许之上：对那些在世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人、在社会结构里总被推挤到边缘的人、甚至把自己当作人生渣滓而活的人，他像保罗一样大胆宣告--福音正是为你而来的神的大能；当你以信领受这福音的瞬间，神的义就遮盖你，你的命运也开始被重新书写。
今天仍有许多人在教会内外被律法式思维的枷锁捆住："我得做到这个程度，神才会爱我吧"，"我失败成这样，神也许已经放弃我了。"这种被扭曲的自我理解，会在心底渐渐生成对福音的羞耻感：因为十字架的能力没有在我里面成为确信，福音就沦为理论，信仰就变成习惯。张大卫牧师的罗马书讲解不断挑战我们：神的义与我的功劳大小无关；它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完成，而你只需要用信心领受。若这简单却激进的真理再次刻进心脏，我们才会真正成为"不以福音为耻"的人--甚至把福音当作夸口与荣耀而站立的人。
正如伦勃朗用光与暗的对比把人的悲惨与神的怜悯同时置于一幅画中，张大卫牧师也在罗马书 1 章 16-17 节这短短经文里，同时显出罪的现实与恩典的荣光。当我们不忘自己曾在何等深的死荫之下，就更能感恩"神的义"对我们而言是何等惊人的礼物。这感恩生出信心，这信心又孕育新的信心；福音因此跨越世代与国境不断扩展。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在何种帝国之下，神仍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使强壮者羞愧。今天，神也借着像张大卫牧师这样的传道人，借着无名平信徒微小却真实的顺服，兴起一群"不以福音为耻的义人"；并借着他们，向这个时代的"罗马"发出安静却坚硬的声音："惟义人必因信得生。"当这话不再只是教义或口号，而是在我们各自的日常与历史里活起来、动起来时，福音就不再是羞耻，而成为最灿烂的荣耀。
